公務員談“留守”動力：一是晉升 二是福利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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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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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7
近日，人社部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的基本方向浮出水面。“限高提低”四個字，卻引發了全民熱議，甚至招致“不公平”的新一輪反對之聲。
據人社部專家解讀，“限高”主要是限制灰色收入，更確切地說，是限制公務員工資中名目繁多的津貼補貼;“提低”主要是薪酬向基層公務員傾斜，向職務偏低，但業務能力強、承擔任務多的公務員傾斜。最終目的是，縮小公務員上下級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
作為這一熱點改革的“主力對象”，青年公務員到底怎樣看待它?中國青年報記者訪問了從中央到地方、處在“漩渦中心”的他們。
生活壓力大于“高強度”工作壓力
中央部委工作的普通科員林晨(化名)，正可能是“提低”的覆蓋對象。
在北京三環，一片建于1970年代的老樓里，這名“85后”四川女青年和丈夫租房而居。他們的私人空間，是三室一廳中的一間主臥，“租金一年比一年貴。”
面對遠高出工資的房價，林晨已無法考慮在京購買商品房。“我的同齡同事里，約有七成都沒有解決買房的問題。”
對她而言，生活壓力大于“高強度、高要求”的工作壓力。
“在部委機關，上上下下都有不小的壓力。但我們‘80后’的生活壓力比‘60后’、‘70后’的領導層大多了。”林晨對中國青年報記者坦言，“在他們那個年代，有福利分房、津貼也較多。到我們這一代，拿這么點工資，又正是養家糊口的時候。”
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發布了一份《中國基層公務員心理狀況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在各年齡段中，“80后”公務員群體的心理健康得分最低，“顯著低于總體平均分”。
社科院報告認為，其原因在于：“青年基層公務員群體中多數人，從事現職工作年限不長，且剛剛畢業不久，正在面臨來自工作(例如定崗、調崗、升遷等)和生活(例如擇偶、購房、養老、育小等)等多個方面的現實壓力，這都成為影響其心理健康狀態和程度的消極因素。”
林晨初入部委時，有一種“高大上的滿足感”。過年回家時，親友問起，她也有“衣錦還鄉的自豪”。“但這種滿足感，抵擋不住時間流逝、生活現實帶來的窘迫感。”她坦言。
“無論我出差到地方政府部門去多風光、多受尊重，上班時每天還有武警站崗，但我一下班，還是回到幾十平方米的出租小屋里。我發現，原來自己還是一個普通上班族。”
這也是她的大學室友選擇離開公務員隊伍的原因。這名室友留下一句感慨：“自我滿足，換不來孩子的奶粉錢。”
青年公務員中“寒門貴子”在減少?
陜西西安的公務員王路(化名)雖然在國家機關駐省單位工作，但工資仍參照省級公務員標準，基本工資只有2500元，“也沒多少福利”。
他發現，在這一收入水平的公務員隊伍中，“家庭經濟水平是小康的占主流”。“因為家境小康的年輕人，后顧之憂比較少。”
與此相對，公務員隊伍里“寒門貴子”的情況在減少。“因為，如果是家境貧寒的青年人，他求職的第一條衡量標準就是薪酬。”而現在基層公務員1000～5000元的薪酬水平，已經很難滿足在京上廣深等大城市的“立足”訴求，“更無法支援家庭生計”。
但在王路自己看來，公務員依然有最大的吸引力——榮譽感。“做公務員，我感覺很光榮。”
“說白了，就是一種社會地位。”他說，“我并不是看不起別的行業。就好比一個法官內心向往榮譽，他就不會為了一些錢出賣自己的權力。”
但工作兩年了，他承認多少有了一些倦怠。
“就我們單位來說，人際關系還是比較融洽的，要說煩惱，其實就是工作之外，有時不知道怎樣合理安排學習時間，以提升自己，這代表了我身邊很大一部分青年公務員的想法。”
中國社科院前述調研報告發現，高達79.89%的基層公務員存在“輕度工作倦怠”的現象，而6.40%的基層公務員表現出重度工作倦怠。
作為一個正在準備邁入婚姻殿堂的男青年，王路也同樣有“買房養家”的壓力。
“考慮到收入和發展前景，如果有機會或條件充足，我想離開體制內進企業，甚至去創業，但目前我沒有想到要轉行，因為我還在學習怎么去當一個好公務員。我不認為一個做不好當前工作的人，能成為一個好老板。”
王路的表弟正在備考公務員，他支持在“八項規定”之下，對公務員工資“限高提低”的設想：“公務員工資本身就不高，福利也降了。怎么能讓公務員不被迫去拿灰色收入?這需要同步提高基層公務員的工資待遇。”
“公務員比其他人擔負更多社會責任，對我們的道德期許也比很多職業高，我們自己也有認同。但只提期許，沒有物質保證，最終也很難實現。”林晨坦言。
她說自己的偶像是身邊的一位老領導，“甘于清貧、兩袖清風、從來不考慮個人得失”。
“我也有純粹的浪漫主義精神、默默奉獻的精神，向往成為他，但很難成為他。比如，我也想扶起摔倒的老人，也想見義勇為，但這就需要社會誠信制度的建立和保障。我們現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齡，想為大家多奉獻，也得保障我的小家。”
公務員薪酬改革“不能只動工資”
在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中，“限高提低”得到多數青年公務員的認同。
“以往一說‘加工資’就說難，是因為給一個年輕人加1元工資，就得給所有人都加1元。在國家機關里，沒有績效工資這個概念。”上海某稅務機關的公務員吳昕(化名)說。
林晨認為，討論者們只盯著“公務員漲工資”，是有誤區的。
“如果僅僅是改革薪酬，我懷疑最終效果會有多少。改革可能會成本很高、阻力很大，可能挨了罵，但到每個公務員手中，實際只有幾十～幾百元。”
正如她所說，目前正逐步“露頭”的公務員薪酬改革方案，并非單純的加薪。“調整工資結構，擴展晉升空間，建立比較機制，實施配套改革”這24個字的方案，再度成為各界焦點。
采訪中，多名青年公務員把焦點聚集在“配套改革”上，而非“工資結構”。
在吳昕看來，“編制人員少”是結構性的矛盾。“現在很多人說公務員隊伍龐大，編制超員，我認為，很多部門里年輕人壓力比較大，承擔攻堅型的工作，但沒有發揮作用的冗員也很多。”
公務員隊伍“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體制，也受到一些青年公務員詬病。
“年輕人忙得要命，升不上去的老人閑得要命。而且后者當年也可能是我們這樣很有激情的年輕人。”王路說，“因為‘為官就是不為’的邏輯，干得多還可能出錯，今天忙的年輕人，明天就可能成為閑得要命的老干部。”
另一方面，政府部門的行政職能轉型，則被青年公務員看好。“政府承擔了大量不該政府承擔的職能，真正把職能分給社會，才能給公務員隊伍瘦身、減負。”林晨說。
對林晨而言，目前她留在公務員隊伍中“打拼”的希望，一是晉升，二是“福利購房”。
雖然后者對她來說，可能是“畫餅充饑”。據她所知，單位中有從2006年開始“排隊等福利購房”的科級干部，至今仍未買到房。“但有一個餅畫在那里，大家就還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