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眼中的官場變化：收入縮水好日子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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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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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4
臨近年底，周濤越發感受到一股迥異于往常的風氣。雖然年終的總結和匯報仍少不了，但“上面”的各種檢查、評比和考核卻明顯少多了。各種會議變少了，吃喝宴請變少了。聽說，單位的“年夜飯”也取消了。
周濤是江蘇無錫某城區街道辦事處的一名主任科員。在中國金字塔式的公務員[微博]序列中，周濤屬于“體制內”最末稍、但數量最為龐大的一個群體。在剛剛逝去的2013年，這批未來的儲備干部們與“現役”官員們一樣，最先感受到了變化：官越來越不好“當”了，甚至成為一種高風險職業，而那些原本屬于這個群體所獨享的灰色利益和福利空間也被極大地壓縮了。
在執政黨強力整風之下，“官本位”意識濃厚的中國，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好日子不再
周濤曾一度被大學同窗們“鄙視”。2007年，從國內一所知名大學法學院碩士畢業后，周濤通過公務員考試，來到無錫某街道辦報到。與同班同學動輒去國家部委或者法院、檢察院系統相比，周濤的選擇似乎異常“低調”。但后來，他才發現，自己的收入和福利比其他同學反倒要高出一些。
工作上的事雖有些瑣碎，但幾年下來，這種波瀾不驚、其樂融融的小日子卻過得有滋有味。他一度為自己的人生選擇了公務員之路而頗為滿意。但在2013年，他身邊接連發生的幾件事，迫使他修正了以往過于樂觀的判斷。
先是2012年年底，無錫新區鴻山街道80余名干部飛到廈門開一個黨工委務虛會，前后歷時4天，花費38萬余元。此事先被媒體于2013年1月初予以曝光，后又遭到中央紀委的點名通報，街道辦黨工委書記因此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參會人員則自掏腰包、全額承擔外出費用。接著，2013年7月，無錫新區的多個街道的黨政辦主任十余人在某會所集體聚餐，結果，飯吃到一半，就被人舉報。吃飯的官員不僅自掏腰包埋單，還要做檢討。
“當時人心惶惶。”周濤回憶說。巧合的是，他恰好認識兩起事件中的相關官員，能感受到那段時間好多官員“心理負擔特別大”。這使他突然萌發一種不安全感：“你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時候會因為什么事而被群眾舉報了。”
實際上，他真的差點就“攤上事”。前不久，有社區群眾來到街道辦找領導“上訪”，領導恰好不在，群眾代表就沖進周濤的辦公室“討說法”。周濤只好丟下手頭上的工作，給對方端茶倒水、“賠笑臉”，任憑對方跺腳、謾罵。“這個時候一定要冷靜，不能急躁，不能情緒沖動，說出什么過激的話來。”周濤對《南風窗》記者說，近幾年，官員因為說出“雷人”的官話而丟官、受處分的事情層出不窮。“現在的老百姓都知道偷拍、錄音，一旦有什么話被人家抓住把柄，就完了。”
在與同僚的私底下交流中，周濤不止一次地聽到有領導干部感嘆或者調侃說：“現在官越來越不好當了”，“以前老百姓常說是‘民不聊生’，現在顛倒過來了，是‘官不聊生’”。
官員群體的危機感和壓力感，既有中央層面“嚴管干部”思維下各種約束措施接連出臺后的政策疊加后的結果，也有在新媒體環境下民眾對官員的自發監督意識和手段能力增強的結果。而對于習慣了過往特權的他們，似乎對這一新的變化，在心理上還難以適應。
隱性收入縮水
自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來，公務員群體受到了越來越嚴格的約束。以中紀委為例，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臺一系列禁令。在反腐與肅風兩把“大棒”的夾擊之下，那些原屬于官員群體所獨享的灰色利益空間也被極大壓縮。
對于基層權力群體而言，最明顯的變化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辦公用房明顯“縮水”，二是自身福利待遇銳減。國內多個地區的基層公務員均對《南風窗》記者表示，2013年以來，各地不僅停止新建樓堂館所，還對照《黨政機關辦公用房建設標準》，嚴格按照級別，對各級領導及普通公務人員的現有辦公用房進行清理、調整。
按照現有標準，縣級正職辦公室面積不得超過20平方米，科級干部每人使用面積不得超過9平方米，而科級以下每人使用面積6平方米。但現實中，多數官員的辦公用房嚴重超標。為了“達標”，不少領導都紛紛騰出了以前的套房、豪華大房間，換進了符合標準的“小房間”。
某地級市國土資源局土地利用管理處負責人對《南風窗》記者說，中央嚴格規范黨政機關辦公用房使用面積、反奢侈浪費，這是件好事，但地方在執行中，往往又形成了新的形式主義。領導的確從面積較大的豪華辦公室搬出了，但騰出來的辦公室沒人敢用，或者掛上個“資料室”的牌子，實際上仍閑置在那里，造成了資源浪費。而普通科員原本兩個人一間辦公室，現在硬是又加塞了一個人。這對于大多數黨政機關的辦公可能并無大礙，但也的確會對個別部門的正常辦公造成影響。
他以土地利用管理處為例說，由于涉及土地征用、報批等繁雜手續，所以需要大量的文件資料。通常每個區縣來人報送土地審批材料，都會帶上七八本厚度達一兩千頁的資料，而每種書面資料又是一式四份，這樣算下來，僅僅各種審批材料就占據了大部分的辦公空間。有時各種材料不得不堆在地上，有一人多高。如果碰到有多個區縣的人同時上報材料，那辦公室連人坐下的地兒都沒有，來訪者只能在門外排隊等待。
對于公務員群體而言，辦公用房的“縮水”更像是一種象征和縮影。在中央“嚴管干部”的新思路下，以往各種優越的待遇、福利甚至特權從他們身邊悄悄被劃走。醫療、養老、公車改革、壓縮辦公經費……各種削減官員特權的改革正漸次展開。但讓基層公務員感受到“寒冬”襲來的，則是他們的各種令人艷羨，也讓老百姓非常不舒服的日常福利的銳減。
蘇州司法系統副科級干部張明亮對《南風窗》記者說，自2013年起，他們的隱性收入大幅削減：以往每年單位都要組織一次的外出旅游停歇了，以往動不動“找個名義發錢”的機會也不再有了，甚至聽說連年底的單位聚餐“年夜飯”也取消了。張掰著指頭說，在往年，單位會有各種名目繁多的獎金或補貼，如年休假補貼、作風效能獎等等，這些“人人有份”的隱性收入合在一起，一年少說也有三四萬元，這也是支撐公務員“看起來很體面”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如今，這部分隱性收入全都沒了，讓他一下子感覺到“日子難過了很多”。“現在機關中各種抱怨明顯增加了，很多人心思不在工作上，反正干多干少都是那么點錢。”張明亮所說的這種想法，確實有一定代表性。對于習慣了某種被視為“正常”的待遇的群體來說，這是一種本能地捍衛自身利益的心態和博弈的策略。
趨于保守
基層公務員自我感覺他們的福利待遇甚至個人生活都受到了影響，但主要領導干部們或許并沒有如此深的感受。前不久，《南風窗》記者去拜訪某區級法院院長，結果發現，與一年前相比，這位老朋友除了搬進了一間稍小的辦公室之外，其他均無變化—他的專職駕駛員沒有變，宴請的酒店甚至包廂都沒有變。席間，這位院長無意間感嘆道，他的不少在京的大學同學早就做到了廳級干部，“可我一點都不覺得羨慕他們，請朋友吃頓飯都要自掏腰包，有什么意思呢？”
按照中央新規定，地方上絕大多數領導干部都將被迫取消“專車”待遇。而一位政界人士透露，實際上，下面早就想出了各種對策。“公車不讓用是吧，那我就用私車，給下面的某個開發商或者私企老板打個招呼，人家就會乖乖送上一輛掛有私家牌照的車輛。”從而，腐敗更加隱蔽化，更難以被發現。
過去一年，在中央高壓反腐的大背景下，為了躲避民間的監督及上級的問責，基層官場中，過于保守的心態又卷土重來。
黃志強是華東某區區委辦政研室負責人。作為區委主要領導的“智囊”，他和同事在過去一年圍繞全區的轉型發展、產業調整等進行了多場深入的調研，并提出了若干有針對性的建議。但這些建議并沒有被主要領導所吸納。“領導的任期有限，不想折騰那么長遠的事，只求自己任期內不出事就行。”黃說，其實領導也看到了問題的癥結和矛盾所在，但不想去刺破那些“膿瘡”，怕不好收拾局面，也怕承擔責任，所以，“膿瘡”就越發坐大。
安徽某地級市市委組織部干部沈大衛對《南風窗》記者說，前兩年多個地方在干部公選中曝出了“火箭提拔”丑聞后，在整個2013年，各地組織部門就很少再用公選的方式來選拔干部。他分析，這主要是由于主要領導害怕承擔責任。
原本體現用人開放度和透明度的公選制度被“晾”在了一旁，干部選拔又回到了以往的“小圈子選人”的局面。他說，這對于那些高學歷、有能力、無背景，又想通過公平、透明的公選“鯉魚跳龍門”的年輕公務員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這意味著，一扇原本向他們打開的透明之門，又再度關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