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主鼓勵中層員工生二胎：替交超生罰款
- 職場資訊 -
白領一族
-
南方周末
-
- 更新日期
2013-12-21
中產階級的壯大，讓中國的城市二胎生產者告別了最初的逃、瞞、躲等方法，而去爭取更多的途徑和方法，二胎也成為城市部分中產人群的潛生態和公開秘密。
二胎父母們陷入現實的夾縫。一個二胎兒子告訴他爸爸：“老師說我沒有戶口，不能領紅領巾。”
眾多跨界者加入并推動人口政策改革。一個企業主下了個具幽默感的命令：凡是中層員工生二胎，他都出10萬元的罰款補償。
過低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會造成一個經濟學上的問題——中產階級的萎縮。
因為生育二胎，蔡智奇可能要永遠離開講壇——他的供職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決定開除他，以懲罰其擅自帶來的第二個新生命。2013年12月2日，這位化學與化工學院的副教授寫下長微博，向自己的學生們致歉：“我被剝奪了當老師的權利。”
這位自美國留學歸來的博士擁有兩個女兒，一個在美國出生的6歲長女，一個在中國出生的3歲幼女。
蔡智奇從未想過自己的家庭觸犯禁忌——長女是美國國籍，幼女則用結婚時領到的準生證上了杭州戶口。在他看來，自己并未多占內地的生育指標。
蔡智奇不服。發完微博的次日他提交了申訴書，并聯系了律師準備起訴學校。“我將不惜代價討一個說法。而且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民間俗稱“單獨二胎”）——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據國家衛計委前期開展的生育意愿調研結果顯示，將有1500萬至2000萬人受此影響。而其受益者，則大多為城市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等受計生政策管控最為嚴格的中產階級群體。
這個群體的生育欲望由來已久。他們趕上了計劃生育的頭班車，在孤獨中成長。為人父母并小有所成后，他們渴望繞過政策的鉗制，生育第二個甚至更多的孩子。隨著城市中產階級的持續發展和壯大，他們呼吁生育政策改革，更有先行者開始一場關于“多生一個”的漫長的摸索和較量，同時進化出一套獨特的游離于主流法規之外的生存法則。
2013年末的“張藝謀超生”、“找洋人代孕”等事件又賦予了這個問題更復雜的色彩。隱形超生族一方面被視作高超的“走鋼絲者”，一方面又陷于政策與現實的夾縫。
被踢出了局
現在，失去工作的歸國博士蔡智奇才發現，他與校方對人口政策的認識差異細微又巨大。被舉報后，校方稱其違反了一項計劃生育規定——“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未在國內定居，其在外國生育的第一孩不管是否已取得外國國籍，均不能批生第二孩”。
這意味著，他所認為的“長女是美國籍，次女不占生育指標”是不被允許的。
現在，蔡智奇每天都收到詢問及安慰短信。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易富賢就是其中一位。
多年來，隔著14個小時的時差，身在美國的易富賢總會在微博里不斷收到人們關于生育二胎的傾述與疑問。在他看來，在新舊生育政策交替的當口，陷入蔡智奇式困境的人還有更多。
36歲的孫天兩年前剛有了第二個孩子，有一天他看到小區里《致業主的一信中》提及“舉報者，獎勵一千”，趕緊選擇了搬家，遠離熟人。
身在山東的“二胎媽媽”張禾則斷絕了所有網絡關系，她關掉了自己的微博、QQ空間，微信群里也不再發與家人的合影。身在國企的她擔心哪怕一丁點個人信息的透露，也會帶來巨額的罰款、升遷無望，乃至工作喪失的“災難”。
除了等待曙光的單獨或雙獨父母們，最近一個月里，易富賢還發現，私信里出現更多憤怒的聲音。他們自稱“非獨”（非獨生子女），他們表達憤懣：“苦苦等了十幾年，政策一出，把我們這個群體踢出了局。”
一些失望的父母，甚至組成了“二胎互助組”、“自主生育研究會”、“非獨二胎生育權”等QQ群，傾述怒火，并談論著更多關于生育的隱秘規則：如何辦戶口、如何假離婚、如何與計生委討價還價……
從“超生游擊隊”到赴美生子
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楊支柱的記憶里，1980年代時，他知道了“計劃生育”這回事。最初，村里人隱忍而順從，因為“飯碗是被政府牢牢控制的，逃不了”。
1982年9月，計劃生育被確定為基本國策，控制人口開始成為懸在各級政府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此后十余年，計劃生育政策越來越嚴。春晚小品《超生游擊隊》成為那個時代“計生逃兵”們最生動的寫照。
易富賢在研究中發現，進入新世紀后，不僅在農村，城市人對待生育的觀念也在不斷改變。
楊支柱將其歸因于這些年中國家庭經濟上的相對獨立與個人思想的提升。中國中產階級在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據《安聯全球財富報告》的計算，2012年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已增加到4.13億。僅2012年一年，全球中產階級人數增長了將近1.4億人，中國占了最大份額。
“國家在經濟上控制個人的力度在下降，人們對生育政策改革的呼聲則在增強。”楊支柱說。
2010年，易富賢前往內地做了13場講座，慢慢發覺眼前這批70后、80后，早已淡去原來的傳宗接代觀念，轉而更為關注個人生活方式。年輕人們在老齡化等現實壓力下，試圖重塑自己的生育觀念。
楊楠就是其中一員。2013年6月，在北方一座小城做公務員的她意外懷孕了。仔細考慮后，這個已有一個9歲小孩的37歲母親準備決定生下這個小孩。
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是楊楠生二胎的最大支持。她和丈夫都是公務員，憑借自己的經濟能力與人脈，即使付出點代價，也可以留下孩子。
過去三年，于綠也一直在父母的衰老中奔波。母親做手術，婆婆做手術，公公心肌梗死做手術——她慶幸有個弟弟，老公有個姐姐，不然夫妻倆或許都沒法工作。
“我總會老去，421家庭（四個老人、一對年輕夫婦和一個孩子）模式也是一種危險。”于綠慢慢有了生第二個孩子的念頭。
丈夫在世界500強公司工作，給孩子更完整的家庭環境是于綠最終選擇生二胎的動機。她隨后也發現，經濟的獨立帶給了她更多的選擇，比如赴美產子。
她的理由是：到美國生二胎的價格10萬到15萬人民幣，但在北京給二胎孩子上戶口就得二十多萬，那真不如給孩子一個美國國籍。
2012年8月，于綠的第二個孩子出生在美國洛杉磯。月子中心四十多個媽媽，像她這樣為了生第二胎而來美國的，占了一半。她們大都來自北上廣等大城市，均為教師、醫生、商人、律師等職業。
2013年9月，《全美月子中心行業白皮書暨美國月子中心產業發展調研報告》顯示：2008年，大陸赴美生子的人數達到4200人；2012年，超過了1萬人。
二胎媽媽的另一個聚集地——香港，來港產子的數量也在10年間以50倍的速度飆升——2001年，香港“雙非”新生兒僅有600余名；2011年這一數字飆升至17萬，而據香港《大公報》報道，赴港產子的內地孕婦中，超過六成是生“二胎”。
“要么選擇不生，要么以更好的方法生。”——這是于綠眼中的中產階級生育觀。
廣州市人口與計生局助理巡視員段建華回憶，2007年，一些高收入人士為了超生，甚至主動上交“社會撫養費”，要求計生人員不予干預。
在易富賢看來，最近三年來，中國的城市二胎生產者，早已告別了最初的逃、瞞、躲等方法，二胎也逐漸成為部分城市中產或以上人群的潛生態和公開秘密。
跨界者
在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葉廷芳的眼中，二孩觀念的變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葉還記得，1990年代初，他與一群作家從蘭州出發去敦煌，車上他談起對人口問題的思考，認為一孩政策破壞了中國社會的倫理生態。結果遭到了眾人的嘲笑：“中國這么落后，還希望人口多？”
多年過去，他卻發現社會對于二孩的看法悄然轉了向。2007年，葉廷芳等29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要求盡快停止執行獨生子女條例，該提案成為著名的“葉廷芳提案”。據網絡調查顯示，近七成網民表示贊成。
2009年下半年，珠三角企業開始頻頻出現勞工荒，企業紛紛招不到工，進入2010年后，在中國傳統春節的壓迫下，勞工短缺現象更加明顯，用工缺口日漸增大，以至于一些企業不得不放棄到手的訂單。“中國人口紅利將結束”的論點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