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歸國潮來襲 近5年歸國留學生近8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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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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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3
現代快報報道 近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曉初在第八屆中國留學人員創新創業論壇大會上表示，截至去年底，留學回國人數已達到109萬人，特別是近5年歸國留學人員逐年增多，近80萬人，接近改革開放以來前30年的3倍。去年一年回國27.29萬人，同比增長46.57%.現代快報記者了解到，截至2012年底，江蘇留學回國人員總數已超6萬人。近10年，江蘇公派留學按期回國率達到了99%以上。
60后
海歸博士王從利
土壤修復專家
看上了神秘的“地下生意”
王從利出生于1961年，從小在南京長大。在同濟大學取得水文地質碩士學位后，留校工作了8年，隨后到美國密歇根理工大學學習，并取得環境工程博士學位。“上世紀90年代，國內有股留學熱，當時不少同學都出國工作了，我也出了國。”
在美國度過的第一個冬天，讓王從利記憶猶新。朋友買了輛灰狗巴士，帶著他去美國北部觀光。坐在整潔、安靜的巴士里，看著窗外的皚皚白雪，家家戶戶門口都擺放著圣誕樹和各種禮物。到了超市，王從利被震撼了，“里面又大又亮堂。整齊的貨架一眼望不到頭，但人很少。”而上世紀90年代初，在國內買一些東西還要用糧票，生活被瞬間切換到美國模式，整個人就像“進了天堂”。
在跨國公司從事土壤地下水污染的調查和修復，王從利和泥土打了18年交道。“我的工作就是玩泥巴。”他打趣說，在美國，已經污染或可能被污染的土地叫做“棕色土地”，而王從利負責將這些“棕色土地”進行重新開發。他和同事們通過物理、化學、生物等多種方法，對土地進行“診治”，或者將地下水和土壤從原地抽離出來，放到數十公里外進行修復，然后再用做其他用途。
去年，52歲的王從利帶著自己的團隊回到南京。在美國定居18年，他擁有了一雙可愛的兒女、綠卡、房子、車。但他也有自己的遺憾，“國內的人才去了歐美，絕大多數做的都是技術型工作，如果想創業，并不容易。”
2002年，王從利去上海出差時，中國還沒有土壤修復的說法，這次再回到國內，王從利感覺“這個產業起來了”，相關的行業規范也出臺了兩三年，環保部對土壤修復非常重視。
讓他失望的是，南京卻和記憶中不大一樣了。“小時候，南京綠樹成蔭，還有知了叫，現在，南京就像個大工地。”這也更堅定了王從利回到南京從事土壤產業的決心。“以前在美國只做技術，直到把自己的腦子榨干為止，很難融入到管理層，也沒有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我也越來越渴望有屬于自己的事業。”
王從利說，他有在國外生活、工作的經歷，南京國創園里大多數都是從國外回來創業的技術型人才，他覺得這個氛圍很適合自己，“人才聚集得越多，優惠政策也越多。這里的日租金每平米才2.5元，比寫字樓便宜多了。”
現在，王從利的妻子和孩子仍在美國定居。離開美國前，他將家人帶到自己曾經修復過的一塊土地上。那里曾是一處垃圾填埋場，廢棄后變成荒地。后來，經過王從利的修復，荒地變成了公園。“公園里有足球場，還開滿了五顏六色的花，真美……”王從利沉浸在自己的回憶里，眼睛散發出柔和的光。他相信，在南京也能找到屬于自己的“土壤”。
70后
海歸博士王俊峰
“當初回來，最主要是因為國內的經濟轉型、產業升級，讓我們看到了創業的機會。”王俊峰現在的身份是南京宇都通訊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南京“321人才計劃”入選專家，其公司集聚了包括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在內的高層次海歸人才。2012年前，他一直在上海發展。
“創業初期恰逢金融危機，好多大公司裁員，我在上海的公司乘機招攬了很多高層次人才。”王俊峰表示，加上風投在危機前就將資金注入公司，其公司只用一年時間，僅花了300萬美元就研發出用于“千兆無線高清收發器”的高性能芯片，這創造了業界難得的紀錄。
有了這個國際領先國內填補空白的高性能芯片，王俊峰開始思考將其產業化并投放市場。“其實，考察了很多城市，最終我選擇了南京。”他解釋說，選擇南京是因為這里有適合科技創業創新發展的環境。
現在，王俊峰公司產品的技術標準比國外的更進一步，“背靠南京這棵科技創業創新大樹，我相信公司在南京會有更多輝煌的故事，會走出很多前人沒走過的路。”
“身邊也有不少人在陸續回國創業，尤其是高科技人才。”對于史上最大的海歸回國潮，王俊峰并不覺得意外，他認為，“還是國內的經濟轉型發展，讓更多的海歸看到了發展機會”。而他的公司也一直在招募優秀的海歸人才和團隊。
現代快報記者了解到，如今，江蘇各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品牌引才計劃，比如，南京的“321計劃”，今年上半年，入選該計劃的創業人才有339人，其中，海歸人才有198人（包括外籍人才68人）。
80后
海歸大專生崔永雷
放棄韓國高薪回國
為求“國民待遇”
剛到韓國，小崔很興奮。由于學的是國際貿易，他甚至覺得自己的專業在國內不適用，如果韓國有更好的發展機會，自己肯定會留在那里。于是，揣著家人給的兩萬元人民幣，小崔踏上了韓國。
“每年學費一萬元，加上4500元的住宿費，其實并不貴。”小崔說，再加上韓國那所大學的課程比較寬松，學生上課、選課都憑個人興趣，他有大量的課余時間打工。“剛開始時在一家小飯店，后來是在烤肉店。”小崔說，通過學長的推薦，自己成功上崗，“時薪相當于30元人民幣。”第一年，小崔相當知足，“省下了不少錢。因為家里人喜歡，還帶了不少韓國化妝品回去。”
第二年，小崔就沒要家人給的生活費了。“我從小過的就不是錦衣玉食的生活，希望通過自己給家人減少負擔。”由于功課很少，空閑時間較多，小崔開始在一家工廠做全職。盡管每月薪資高達1.5萬元，但小崔很不開心，“飯局太頻繁了”。
一個周五的晚上，加班剛結束，領導提出要出去聚聚。跟隨同事來到路邊的一個小店，白酒摻著啤酒喝，小崔很快就扛不住了。沒想到，同事們都很不盡興，又去KTV唱了1小時，點的也是酒。從KTV出來，夜色已經很深了，沒想到四五名同事又點了一盤菜，坐在路邊喝了起來，并勸小崔不要離開……類似的事情經常發生。“最讓人抓狂的是，有時候頭天晚上連趕四個飯局，第二天還照樣加班。”
“在國外，能明顯體會到那種格格不入的感覺。中國留學生在外國找工作并非易事。”同樣的學歷，小崔和韓國當地人應聘同一職位，自己總是處于劣勢，“同時進的工廠，他們拿的底薪比我的最高工資都要多。”這種情況讓小崔認識到，即便留在韓國，也就是打工而已。
本著“不浪費生命”的原則，雖然簽證還沒到期，小崔決定提前半年回國，“我們有自己的理想，如果國外的發展環境無法滿足我們的要求就回來，沒什么可猶豫的。”
考慮到自己的專業和留學經歷，他在南京國創園的一家企業找到了網絡銷售的工作。“底薪1400元，平時能拿到兩千五到四五千不等。”小崔覺得，雖然工資比在韓國少了很多，但公司的待遇是平等的，按照績效考核來算。
小崔說，走在綠樹蔥蘢的創業園中，會讓他有種親切感，“算是回國重新開始吧，我會在成長中找到自己的路。”
90后
海歸碩士王新
當“最大回國潮”
遭遇“最難就業季”
“在澳大利亞待了三年半，身邊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回國找工作。”受朋友們的影響，1990年出生的王新（化名）去年底也加入了這個隊伍，如今在南京從事媒體工作。正值最難就業季，“海歸”的光環并沒有給王新帶來更多的優勢。
王新本科畢業于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碩士畢業于新南威爾士大學，原以為有了“洋學歷”工作不愁找，然而現實是，還沒拿到碩士畢業證，她就得急匆匆地飛回國，開始漫長的應聘之路。
2007年，王新從河北邢臺市的一所高中畢業，考入上海體育學院體育新聞專業。隨后的一段時間，“留學熱”盛行，又恰逢澳幣貶值，赴澳留學非常吸引人。“我父母一直希望我能出國留學，他們覺得海歸回國找工作很吃香。”而王新自己也想借機會出去游學一下，長長見識。于是，在這一系列因素影響下，她開始學習雅思，為出國做準備。
2010年，王新從上海體育學院休學，順利入讀堪培拉大學，學習體育傳媒專業。2012年，她又考上了新南威爾士大學，修讀碩士學位。
在這期間，身邊的一些海歸朋友開始陸續回國找工作，這讓王新有了一點危機感。“還沒畢業，我就開始投簡歷了，國內外的媒體、公司都會碰碰運氣。”在澳大利亞，王新面試了兩三家公司，結果都沒通過。她決定回國看看。于是，還沒拿到畢業證，王新就匆匆回國了。
北京、上海、石家莊、南京、杭州、義烏……恰逢最難就業季，從去年12月底到今年9月，王新似乎一直奔波在筆試、面試的路上，其間的酸甜苦辣一言難盡。“最沮喪的一次是，考一家事業單位，準備了很久，過五關斬六將終于到了最后一輪，但最終還是被淘汰了，記得當時回房間大哭了一場。”性格樂觀的王新事后想開了，“反正簽證沒到期，大不了再回澳大利亞找工作。”
話是這樣說，但她并沒放棄努力。回國9個月后，王新終于如愿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媒體工作。談及近期的海歸回國潮，王新特別能理解他們的心情。“國外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太難了，首先門檻就很高，比如，從事媒體工作的話，雅思的最低分是7分。相比之下，國內的門檻比較低，機會也多很多。”
此外，國外的生活成本也讓王新這樣的海歸“望而生畏”。“在澳大利亞，當時每周的房租折合人民幣1206元，而我現在在南京一個人的房租才1200元。”
殘酷的現實是，如今的海歸遠不如以往“吃香”，他們找工作面對的競爭壓力一點兒也不比國內的同齡人小，甚至因為長期在國外，不熟悉國內的就業行情，成了在國內和國外都吃不開的“夾心人”。
王新就遇到過這樣的情況。“國內的一些媒體、公司要求有駕照、計算機等級證等，我當時就沒有，因為國外不看這些，沒辦法，只好后來去考這些證件。”
“還是在國內工作更有歸屬感。像我們在國外，不管工作還是生活，其實很難融入當地的主流文化，在文化和語言上的局限性比比皆是。”王新勸說一些還滯留在國外的朋友回國找工作，因為機會更多。
■專家觀點
中國為何掀起
新一輪回國潮
在十幾年前，能夠出國深造，甚至留在國外工作，一向被旁人所艷羨，難得的歸國人士也被稱作“海歸”。然而近年來，出國留學已是普遍現象，留學生也早就不再是“稀有物種”。過去的“出國熱”，與現在的“歸國潮”，如何看待這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現代快報記者采訪了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王樹華。
“回國潮”體現我國經濟環境優化
王樹華分析，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外經濟環境“冰火兩重天”式的鮮明對比，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回國潮”的集中爆發。
海歸越來越多，精英標簽失色
另一方面，近幾年的出國留學在很多方面與早期相比有較大差異。王樹華舉例，早期的出國留學，主要是為了科研和學術的提升，通俗點講，早期的出國留學主要是為了“煉金”。而近幾年的出國留學，大多數人是為了“鍍金”，希望憑借留學的光環找到高薪工作。與20年前需要考高分拿獎學金方能出國的時代不同，如今中國留學生自費出國比例已經超過九成，許多留學生耗費重金，就讀的并非都是名校。隨著留學生人數的增加，海歸“精英化”的標簽已經出現褪色。
出國留學，少一分盲目多一分理性
王樹華認為，出國留學人員在選擇專業和未來職業時，應該從國家的人力資源需求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將個人的學習生涯設計規劃和未來的就業結合起來統籌考慮。“從海歸的發展潛力和職場前景看，有才能的出國留學人員憑借國際化的視野、國際領先的專業知識和更加優秀的管理和創新能力，發展潛力和上升空間依然是很大的。這就告訴我們，對于出國留學，我們應該少一分盲目，多一分理性。”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江蘇作為沿海地區經濟開放程度高、開放型經濟比重大的省份，應該在吸引出國留學人員就業方面走在全國前列，要繼續深化完善人才政策和制度，降低人才流動壁壘，形成讓海歸人才‘留得住、用得好’的長效機制。”